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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学的危机  

2009-10-13 18:23: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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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学的危机

杨继绳

* 除注明外均为原创,转载请注明来自杨继绳网易博客、本文链接及本声明

1995年5 月,我在《经济日报》理论周刊上连续发了五篇短文,总题为《经济学的左道旁门》,表述了我对经济学界某些不正学风的看法。没想到这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经济日报》和有关研究单位还联合召开了多次以《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为题的研讨会。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经济学界圈子里的人,而是一名从业30年的经济记者。因为不是圈里的人,写这样的文章才无所顾忌;因为我采访了30年的经济(其中有幸近20年经济改革),我才有条件写这类文章。

我跟踪采访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近20年,我对经济学界是很崇敬的。我原计划写三篇文章,第一篇就是讲经济学界对我国改革的巨大贡献。后因手头资料缺乏,这篇文章的论点就浓缩在《经济日报》发表我的第一篇文章的按语之中:“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功绩不能忽视。它推动了改革, 指导了改革。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学界起了重大作用。”《经济学的左道旁门》是我想写的第二篇文章。我想写的第三篇文章就是《显学的危机》。

显学的特征、作用和局限

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学说,学派。韩非子著有《显学》。《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是指韩非子所处时代的情况。在不同的时代常有不同的显学。纵观学术历史, 显学有以下特征:

一、显学同其它学科相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人们趋之若骛的热门学科。它不仅受到群众的重视,也受到当权者的重视。

二、从事显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比其它学科庞大。有一批在全社会有影响的学者,群星灿烂。学术活动多,学者们十分活跃。

三、显学的出版物覆盖全社会。比其它学科的出版物要多得多。

四、显学的理论掌握了较多的群众,它的不少看法被群众接受。

显学对社会的作用比其它学科要大得多:

一、对社会的价值观有较大的影响。

二、对当权者的政策取向有较大的影响。

三、对其它学科有连带影响。

然而,显学也不是常显不衰的。在它兴旺的时候就潜存着危机。

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理。任何学科一旦偏离了真理,就会走向反面。显学其所以能成为显学,就是因为它掌握了部分真理。但当它成为显学以后,又容易产生一些偏离真理的因素:

--显学一旦进入权力中枢,为掌权者所重视,就有可能用权力来推行其成果。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权力和真理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偏离真理;

--显学一旦被更多的群众所接受,就可能形成一种舆论态势。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多数人的看法和真理的关系问题。真理开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偏离真理;

--显学一旦占有统治地位,就有一个如何处理显学和非显学的关系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压制和取代其它学科,从而有可能偏离真理;

--显学一旦成为显学,人们趋之若鹜。就难免泥沙俱下,队伍庞杂,左道旁门奇出,有可能把真理引向歧途。

--显学一旦占有重要地位,就可能承担不应由这门学科承担的任务。就可能成为万能科学。像包治百病的药不是好药一样,万能科学也不会是真正的科学。

--理性认知的易错性。理性认知一般是靠逻辑力量推动,而逻辑本身是不讲前提的。不同的前提通过同样的逻辑链会有不同的结论。理论只是人们对客观的认识,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在推行我们认为正确的理论时,如果只顾按照逻辑一推到底,很可能偏离真理。

经济学是当代显学

说经济学是当代显学有以下根据:

经济学学者在全国学者队伍中占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刊物在所有学术刊物总量中占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著作出版量占整个出版量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科的文献量在社会科学文献总量中占的比重最大。

全国高校的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中,学经济学的占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学科。

经济学对决策者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学科。

经济学的地位在今天如此显赫,是由它所处的时代决定的。自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工作成为全国上下的中心工作。各阶层人士对经济知识的渴望,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

经济学的显赫地位,使它承受着如此之重的社会负担,但它本身却面临着重重矛盾。

作为当代显学的经济学,同样面临上述历来显学所包含的危机。这里不再细说。中国经济学由于其历史原因,在基础上,理论上,危机更要深重一些。

中国经济学先天不足

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队伍是原来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更确切地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队伍,因为省一级社会科学院绝大多是改革以后才成立的。这支队伍的理论基础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73年,我在经济采访中遇到很多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到一所著名的大学里去求教。当时几位经济学讲师(到八十年代后期大都成了经济学家)接待我。当我问到如何减少当时实际存在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时,一位讲师回答说:“剪刀差是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你说的剪刀差是不存在的。”我提到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等和现实相矛盾的理论时,一位讲师不作回答,却说:“我们是教师。我们的责任是帮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背景下,他们不可能讲心里话。上述回答也许不是他们真正的经济思想。

改革以后,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人觉察到原有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所承袭的和多年宣扬的理论体系进行急转弯。例如,有一位学者,在文革中主编了一本批判前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书(灰皮书),这本书中收集了前苏联六、七十年代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反思,强调利润、经济核算,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等改革主张。我们这位学者,除了写了一篇很有战斗力的“前言”,对这些文章大加挞伐以外,还在每篇文章前都写了一篇“按语”,批判人家的“修正主义”。在当时那种政治条件下,也许这位学者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这些有改革气息的文章。到八十年代初,这位学者发表了很多倡导经济改革的文章,其中不少看法是他所批判的这本书中的观点。他成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进入改革时期以后,中国的经济学一直在改革的现实和原有的理论之间痛苦的挣扎之中。一批学者,不是从他所承袭的理论体系出发,而是从改革实践出发,为改革寻找理论根据。这时他们面临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所讲授的理论体系的束缚,还面临着这个理论体系所造就的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

这时,一些学者把危机归罪于斯大林,认为斯大林主编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于是,在经济学界出现了一阵子考据热。想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寻找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据。但是,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终究不能解脱理论的困惑。对100多年前文字的考据毕竟不能解决今日的现实问题。

另一些学者面对现实,大胆地突破原有理论体系的种种约束,对改革现实进行理性的解释。这批学者对中国的改革贡献最大,他们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学者中的主流。依据年龄来分,他们大体可以分三个层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孙冶方、卓炯、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一批老经济学家,对文革以来左的经济思想拨乱反正,为商品经济在中国的理论殿堂找到了应有的位置,为改革作了舆论准备。继其后有刘国光、董辅仁、吴敬琏、厉以宁、林子力、王琢、戴园晨、王珏、赵人伟、何伟、高尚全、童大林、杨启先、蒋一苇、杨培新、张卓元、周叔莲、萧灼基、唐宗昆、晓亮、熊映梧、谷书堂、何炼成、刘诗白、林凌等为数更多的经济学家面向改革实践,进一步突破原有经济学体系的束缚,使市场经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理论殿堂,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舆论先导。到八十年代后期,经济学者中一大批新秀登上舞台。他们完全跳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新概念和新方法。他们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三代人后浪推前浪,一代比一代思想更解放,一代比一代队伍更庞大。

然而,这三代理论队伍的种种突破,只能使得原有理论体系更显得百孔千疮,却没有能构造出新的理论系。理论危机更加深重。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作为一门学科,如果它的理论不能解释与其有关的实践问题,如果在实践面前,原有的理论体系出现了破绽,我们就可以说,这门学科出现了危机。

改革以前,我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理论的本质内容,是分析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从而证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着眼于解决政治方向,而不是着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这些都是苏联政治经济学中承袭来的。进入建设年代以后,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突破这一体系,如孙冶方和顾准在1956年就突破了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起作用”的论断。1957年《经济研究》第一期和第二期发表了南冰(王琢)、索真(戴园晨)的文章,提出价值规律不只在流通领域里起调节作用,也在生产领域起调节作用。卓炯在1962年在上海《财经月刊》上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他们的文章都被看成离经叛道之作,并没有动摇原来的理论体系。由于原来理论体系没有面对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现实,从而出现了重得危机。危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原有的理论体系不能解释经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现实情况和理论提供的结论处处矛盾。且不谈近几十年来原有理论体系所做出的重大结论在历史的印证中失败,迫使理论不得不节节后退。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理论和实践也处处碰壁。这样的例子随手可得。例如,为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而原有的理论体系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自负盈亏”中的“自”显然不是企业自身,因为只有所有者才能自负盈亏。而硬让企业自负盈亏,其结果自然是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又如,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在公有制内部只有“分配”,没有“交换”。在公有制内部怎样进行商品交换?现实要求在公有制条件下发展品经济,搞市场经济。但是,在我们所承袭的理论体系中,公有制和商品经济之间,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如何建立无懈可击的逻辑联系?

二原有的理论体系不仅不能为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反而成发展和改革的认识枷锁。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在原有的理论体系中,都看成社会主义的异物,是迟早要消灭的“异教徒”。所以,改革的过程实际是对原有理论体系的不断突破过程。

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面前,经济学者努力寻找出路。有的在原有理论体系中揉进市场经济理论,但原有的理论是以计划经济思想为出发点,这种牵强附会的努力,使得原有的理论体系更加不伦不类。有的干脆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基础和中国大不一样,用在中国也是处处碰壁。在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方面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只能用具体结论,不能用其基础理论,有的认为只能用基础理论,不能用具体结论。有的采用混合方法,即在制度分析中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经济运行分析时采用西方新古典主义,在发展分析上又引入结构主义。结果,整个体系没有贯串始终的逻辑。经济学家寻找出路努力,就是希望把原有经济学这件衣衫进行修补,但是,越补越不像样,补成了叫化子的“百丁袄“。

三是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失去了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作用。作为基础理论学科,其基本理论应当是应用学科的基础。如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它的基本原理、基本结论,在机械工程学、电工学、电机学、工程热力学、材料力学等学科里,都是不可动摇的基础。政治经济学,一直作为各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今天的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会计学、市场营销等应用类教科书,已经与政治经济学失去了理论上的联系。政治经济学它已经失去了‘基础’作用。经济应用学科也没有基础理论。

中国经济学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同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实践的联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社会各方面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从来没有这么样密切。但是,这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各方面的人对经济学寄于过高的期望。各行各业都想从经济学那里寻找锦囊妙计。这样,经济学就承担了很多不应由它承担的任务。经济学常常替代了其它学科,成为包打天下的万能科学:用经济学原理来设计社会,用经济学原理来观察国际关系,甚至用经济学原理设计人生道路,把人生的种种选择归结于对功利的权衡。

在今天,经济学几乎涵盖了一切领域,它几乎左右着各行各业的方向,支配着千百万人的行为。工厂、商店、医院、学校、文艺团体,都在谈论着“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代替了其它规律。教育界为创收,可以出卖文凭;科研单位为讲经济效益,重视“短平快”项目,轻视基础研究;医院为了增加收入,不顾病人的需要乱开贵重药方;出版社为了尊重经济规律也得自负盈亏,不得不出卖书号;报纸为了经济效益,大搞有偿新闻。

这些都不是经济学的过错。过错在于人们把经济学看得太万能了。在于人们把经济规律用于不应当通行的领域。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把中国建成经济社会,更不是把“社会人”都变成“经济人”,当然也不会用经济学来代替其它科学。上述一些不应当出现的情况使人们感到,在社会科学这架大天平上,经济学的砝码太重了。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改革,不是经济学一个学科所能胜任的历史任务。只有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才能做好这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但是,开始参与这项社会改革的几乎只有经济学家。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有少数社会学家、法学家参与。单凭经济学设计的改革方案,由于对政治的、社会的、法律的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不够,在执行中常常变形走样。

在改革中,常常遇到“度”的问题。如,经济决策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治理整顿的紧缩力度,“适度从紧”的度,等等。有些“度”,单纯用一门学科难以确定,只有同另一门学科的交叉点上才能确定。社会问题像一个座标系,一门学科在这个座标系上只能划出一条曲线,它没有确定的点,也划不出“域”。两线相交才有“点”,三线相交才有“域”。“域”是指一个范围,社会问题的“度”多数是“域”,而不是“点”。改革中很多问题举棋不定,就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点”和“域”。这是因为经济学科以外的学科对经济改革参与不够。

经济学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太重了。对经济学过多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又化为对经济学的抱怨和轻视。

危机是飞跃的前夜

对某一学科来说,其理论出现了危机不是坏事,是学科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我们都知道,经典物理学经历了几次危机才发展为现代物理学。19世纪末期,牛顿三大定律和麦克斯韦电磁学能够解释物质世界中的物体运动、热、声、光、电、磁等一切物理现象。人们认为物理学已经进入了完美的状况,达到了“顶峰”。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有两个发现,一是美国人迈克尔逊和莫雷的试验,证明绝对静止的空间是不存在的。而牛顿力学的前提是物体的运动与空间和时间没有关系,即时间和空间在牛顿那里是绝对静止的。二是高温物体辐射形成的光谱分析,即黑体辐射问题。经典物理学不能解释光谱分析中所发现的现象。这两个发现使得经典物理学在新的实践面前无能为力,原有的严密的体系出现了漏洞。因此被人们称为“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

但是,物理学的危机促进了物理学的飞跃。第一朵“乌云”动摇了经典物理的时空观,却导至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第二朵“乌云”在经典物理的完美苍穹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却成了通向原子物理学的通道。

需要指出的是,经典物理学出现危机以后,经过一代物理学家的重新审视和批判,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但是,经典物理学的创始人牛顿等人的历史功勋并没有否认,他们的画像依旧挂在科学的殿堂,受人顶礼谟拜。而经济学就缺乏这种宽容、博大的气概,这种科学应有的气概。

某学科出现危机,就是表明社会正在急切地需要新理论。而社会需要是发展科学最大的动力。危机是飞跃的前夜。有危机就会有飞跃。谁把这门学科引出了危机,谁就是伟大的科学家。

经济学面临飞跃的新契机

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是我国经济理论飞跃的新契机。也是预示着将要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条件。

经济学要摆脱危机走向飞跃,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摆脱万能科学的尴尬地位,回到经济学本来应有的位置;第二,摆脱统治人们思想几十年的、现已百孔千疮理论体系的约束,面向实践,面向现实,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发展经济学;第三,学风要端正,研究方法要更新。

经济学要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经济学真是经邦济世吗?希望经济学能经邦济世,是这个学科以外的人们对“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的误解。

经济两字连用,最早出现于隋代王通《世说.礼乐》:“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该处“经济”大概源于东晋学者葛洪《抱朴子》:“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而修此事。”这些都有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意思。李白诗:“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杜甫诗:“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以及《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子劝贾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都是指经世济民的意思。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译英文“ECONOMY”时,借古汉语中“经济”一词,却赋以财政经济之意。19世纪末期,中国人又将它从日本移植过来。社会上不少人还是把“经济”理解为经世济民,经邦济世。当时译为“博物学”的后来发展为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当时译为“格致学”后来发展为物理学、化学,……这些学科开始翻译过来时范围都很大,由于这门学科发展了,前进了,分化出一门又一门研究范围比较小的新学科。而“经济学”自翻译过来后没有改变。

有没有一门科学能经邦济世?没有。只有多门科学协同起来才能经邦济世。说哪一门科学能经邦济世,那一门科学就成了万灵药丹。

经济学要摆脱危机,首先要摆脱万能学科的地位,回到经济学应有的位置,也就是摆脱这门学科以外的社会负担,专心致志地发展这门科学。显然,这不仅是经济学家所能做到的。还需要整个社会的理解。

经济学本身的位置在哪里?。这个问题实质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是讲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即用最小的消耗来满足人们最大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到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经济学要走出危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摆脱原有体系的束缚,面向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经济学其所以发展缓慢,原因之一是学者不能摆脱原有体系的束缚。这个问题我在《诠释经济学》一文中已经谈到,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把过多的精力花在对经典著作的诠释方面。有的还用一百年前经典作家的结论来套今天的经济现实。这显然是不行的。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经济学更离不开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需要是新理论产生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条件在我国已充分存在。社会紧迫地需要经济学理论创新。在解决现实矛盾中产生新思想。在新思想的积累中产生新论。

要摆脱原有体系的束缚,应当在实践的根基上,兼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精华。科学研究应当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不能因为“市场失效”就否定市场经济,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失败就全盘否定马克思经济学。 要在二十世纪的广泛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各种传统理论的扬弃中兼收并蓄。

要摆脱原有理论体系的束缚,学者就得独立地研究,自由地思考。这需要有宽松的政治条件,要有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但是,那些有志于为真理献身的学者,是不会等待这些条件的。哥白尼等待了吗?达尔文等待了吗?马克思等待了吗?科学不是为了迎合世俗,而常常是对世俗的超越和背叛;科学研究不是在鲜花和掌声中满面春风,而常常是在炼狱的烈火中痛苦地涅磐。

学风要端正,方法要创新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确有一批学风很好的学者。他们扎根于实践,切实地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以追求真理为最高职责,不随波逐流;他们安于寂寞,不追求一时的风光......

但是,我们也遗憾地承认,中国经济学界也存在一种不太好的学风。对这种学风我在《经济学的左道旁门》一文中已有针砭。需要补充的是,当前经济学界有一种浮躁情绪。相当一批学者静不下心,坐不下来,深不下去。愿意参与热门话题的讨论,不愿意年复一年地坐冷板凳。

不过,这不要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伟大学者。当多数人浮躁、随波逐流的时候,就可能有人做出石破天惊的创造。

把经济学引出危机的也许不是当今在台面上十分风光的人。

一门学科的发展除了理论创新以外,方法的创新也是重要方面。提起方法创新,年轻学者马上强调数学方法。运用数学是必要的,中国的经济学过去都属文科,经济学者大都不懂数学。所以,过去经济学的研究缺乏量的分析。但是,数学对经济学来说,是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是方法。工具是为方法服务的。有的学者在论文中列出大量的数公式,以为是方法的创新,其实不然。1980年,某大学一位经济学教师发表了一篇长文。整篇都是用线性代数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再加上满纸矩阵计算,很是吓人。不懂数学的人感到高深莫测。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读懂了这篇文章。遗憾的是,这么大篇幅的数学分析却没有得出任何新的结论,只不过是把人们常知的理论进行一番数学推导而已。

数学模型只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数学模型不是研究对象的本身,而是研究对象的简化。经济现象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经济现象时,简化什么,如何简化,就要靠研究者对这一经济现象本质的把握。在这里,一是对现象实质的理解,真正了解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否则作不出正确的数学模型;二要把握应用数学方法的前提条件;三要看所研究问题所允许的误差范围。定量分析应当以定性分析为基础。当然,定量分析会加深对事物性质的认识。

在学风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这就是“国际接轨”问题。我承认,为了方便国际交流,写文章尽可能让外国人能看懂,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知识增量,你写这篇论文,为这个领域提供了什么知识增量,有什么创新,提出了什么新思想、新资料、新方法。如果不努力创新,只在表述形式上“接轨”,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真正有创新,形式上和外国人不一样,那就不愁没人和你“接轨”。 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想到和中国接轨了吗?但全世界不得和它“接轨”。有些人写文章生怕外国人看不懂,就不怕中国人看不懂,甚至以外国人看不懂为耻,以中国人看不懂为荣,与其说这是与国际接轨,不如说这为了让外国人引以为“知音”。成了外国人的“知音”,外国人就会邀请他去讲学,外国人就会给科研经费。有些学者把主要精力不是花在研究学问上,而是成年累月到外国去讲中国,回中国讲外国。看起来很风光,实际是提供不了任何知识增量。当然,这种国际文化交流是必要的,但这不是科学研究的主要部分。

我觉得在方法上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多年来过分注重价值判断,而不注重实证研究。我并不是否认研究中的价值判断,而是认为必须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作价值判断。最近有人提出“经济研究要有政治立埸”,我希望这种说法不是把价值判断先验地加在研究之前。如果经济学真正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研究应当站到科学的、客观的立场上,不能站在某个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如果一定要站在某个利益集团和立场上说话,就得公开声明自己的立场,不要把装扮成代表全民的立场)。提出“经济研究要有政治立场”的论者认为,经济研究“要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埸上”。这话没有错。然而,只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够真正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方法论上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要有更多的人做扎实的微观和专题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对宏观层面似是而非的讨论上。人们说,中国的思维偏重于综合,西方的思维偏重于分析。人们惊叹五千字的《道德经》,把整个宇宙万物、天文地理、世态人情论述得那么深刻精辟。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进行《道德经》式的研究,科学大概也发展不到今天的水平。很多经济学家喜观谈论宏观。但是,由于对微观缺乏精深的研究,没有科学的准确的依据,谈论宏观常常难以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轨迹和发展态势。判断失误也就在所难免。应当有一批人潜下心来就一个经济问题进行十年、二十年的科学研究,拿出不是似是而非的、而是确确实实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而是有独到见解的,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刻的成果来。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不如西方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都是世界级的。解决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就能给人类的经济科学作出一份新贡献。中国经济学界不乏博学而睿智的人才。中国经济学大有希望!

1997年5月

作为圈外人对经济学的评论,文章完稿后,我心里没有底,就寄给经济学界一些朋友听取意见。王琢、晓亮等热情地肯定这篇文章。刘国光同志十分认真,两次在电话中谈了他的意见。由于他谈的意见很重要,我整理了电话记录,刘国光同志对电话记录作了修改。现将此电话记录附之于后:


著名经济学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国光 对《显学的危机》一文的意见:


刘国光粗看了一遍后,于 6月18日在电话中对作者说:我粗看了一遍,觉得文章很有意思。一些想法是很好的。危机不是坏事,19世纪的社会危机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罗宾逊夫人多次提出经济学危机。我同意你说的“危机是飞跃的前夜”。

我觉得经济学要处理好三个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改革以来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这三者怎么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不能丢,但要发展。传统理论影响还很深。西方经济学要吸收,即不能生吞活剥,也不能一味排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的精华,把改革以来我们自己的探索提升到新的高度。

1997年6月24日刘国光国志在电话中对作者说:

你这篇文章我很有兴趣,边看边在旁边划,提出以下看法:

一、中国经济学要走出危机,其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这三者的关系。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的封闭的,二是开放的发展的。我指的是后一种。

你文章中讲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兼收并蓄,这是对的。但在兼收并蓄中要有主心骨,要有立足点。对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来说,主心骨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点还是中国的实践,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实践服务,理论本身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还是要按照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

二、你文章中提到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脱节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什么?我们过去是政治经济学,西方把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但他们也有政治经济学。现在怎么办?如何处理作为基础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与纯经济学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三、你文章中讲到经济学要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经济学的定位问题。也就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经邦济世是中国的传统说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当然研究生产关系不能脱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也就是联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是讲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即用最小的消耗来满足人们最大的需要。“最小-最大”问题,孙冶方同志也多次提过。我们的经济学要走出危机,这个对象问题也必须解决。

四、你文章中提到学风问题。这个问题当然重要。喜欢搞热点,不愿坐冷板凳;愿搞价值判断,不愿搞实证研究。你指出的这个倾向的确是存在的。不过,需要划清一些界限,搞热点研究与赶时髦、哗众取宠不同。热点问题要研究,如国有企业问题,分配问题,腐败问题,要研究。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研究,不是赶浪头,更不是哗从取宠式的研究。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都需要。二者要结合起来。但不能用主观的价值判断,我同意你说的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

你文章中提到经济研究中的立场问题。片面讲立场不行。但是,任何一个学者都逃不出立场问题。因为代表的利益不一样。你是站在工会的立场还是站在股票持有人的立场,还是站在公司老板的立场?是站在一部分人短期利益的立场,还是站在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立场?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利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不在有没有立场,而是要判明是什么立场,诚实地公开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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