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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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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2009-07-21 22:43: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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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会产生矛盾,就可能使社会不和谐。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建设和谐社会不是忽视矛盾或绕开矛盾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要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其中,关键是正确处理好阶层间的矛盾。

社会公正

社会各阶层之间,不仅存在矛盾,也存在可协调性。有效地协调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而协调的原则就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原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社会各阶层各分享多少利益,各应承担什么义务,应当是均衡的。每一个阶层的权力和义务的对称。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社会不公正必然引起不和谐。不和谐的突出表现是阶层间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是主要的表现形式。

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的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但是,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随着经济迅速市场化,而行政权力几乎没有大的触动。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原有的权力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加强化。从此形成了“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是最不公正的市场经济。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改变为“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保证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证。这就需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

社会流动

社会阶层是社会报酬(财富、权力、声望)分配不平等的标志,是社会地位排列顺序的构造。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社会阶层像公共汽车,它永远是满员的,但其乘客是不断更新的。这就是社会流动的形象比喻。

社会流动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等阶层的机会。这是化解阶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然而,不同的社会状况的流动性是不同的。在封闭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差。在这样的社会里,上等阶层的人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制度演进,使得处于下层的人们很难向上层流动。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中国改革以前的那种身份社会流动性很差,改革开放以后大有改善。但还是有很多阻碍社会流动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僵死的人事体制,使一些优秀人才得不到上升机会。职务升迁是社会流动的一个方面。这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现今的干部人事体制是任命制。从名义上讲,这种任命制也有一个考察、选拔的过程,也有集体讨论。但在实际上,很多单位的一把手的意见占主导地位。一把手“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1979年2月,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一封写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曾说:“除非我们改变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否则“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教育不公平使低阶层的后代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在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脱离农村,上大学是一条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儿子要当干部,上大学也是一条重要渠道。既然受教育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因素,教育机会均等,是最重要的机会均等。改革以来,我们的教育机会均等情况是比较差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校大学生中,城镇居民子弟约占70%,农民子弟约占30%;而在全国总人口中,这一比例恰好相反,农民子弟占70%,城镇居民子女占30%。农民子弟即使大学毕业,但由于权势阶层的种种形式的阻拦,他们也很难进入职业声望较高的工作岗位。《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报道,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刘伟父亲是农民,举债为她上学。她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上大学,家里只好让弟弟辍学。我欠弟弟很多,以后再偿还给他。”为此,她一上大学,就为找工作担忧。她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应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她最后一篇日记只有6个字:“为什么这么难。”迫使刘传自杀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阻止低阶层向高阶层流动的强大力量。这种阻力来自缺乏制度和法律制约的权势阶层。

政府作为

改革以前,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政府,政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现在,原来集中于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政府不再是支撑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社会中间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也对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在政府是社会稳定的唯一支撑力量的时候,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两手:一手是权力强制和武装镇压;另一手是统一认识,压制不同思想。这就是传统社会安邦定国的“文武之道”:笔杆子和枪杆子。也就是说,那时的稳定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对各种社会势力和各种不同意见的控制力强,社会就能稳定,控制力削弱,就可能不稳定。30年的改革,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看不到这一变化,还是靠控制舆论和迷信警力来维持稳定,不仅适得其反,还是很危险的事。

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多元化以后,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要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无能和市场失效的环节发挥政府的作用。

当前政府要做的是:一是要建立沟通渠道,让各阶层的意见得到表达。二是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建立风险和冲突的缓冲带。三是强化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改革三十年来,国家重视经济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前,社会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国家的社会政策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防止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加强权力制衡和法制建设,阻止上等阶层侵害下等阶层的利益;通过再分配,从上层取得收入,用于扶助下层,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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