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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的博客

要“人”,不要“民”!

 
 
 

日志

 
 

繁荣不会永恒 辉煌需要再造  

2009-07-20 00:15: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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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的地位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在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的时候,必须跳出现有经济格局的限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城市的兴衰,从城市兴衰的规律中寻找城市振兴之路。


唐宋时期中国四大名镇今何在?朱仙镇今日仅是开封市下属县里的一个乡级小镇,昔日的繁荣和盛名早已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所埋没。景德镇的地位也不如唐宋时期,靠它的一种产品――瓷器而成为一个专业城市。只有汉口因长江舟楫之便和粤汉、京汉铁路的修建才成为“九省通衡”,又是近代对外开放的口岸,因而发展为现代化大城市。在明清两代,北京、佛山、苏州、汉口、是我国著名的四大都会,是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被称为全国“四大聚”。当时佛山镇人口有五、六十万,有十八个省市的会馆和23个外国商馆,其繁荣程度超过广州。苏州地位也处于上海之前。经过两三百年的变化,到本世纪初上海超过了苏州,天津超过了北京,广州超过了佛山。到改革开放之前,佛山不仅失去了唐宋时代的光彩,也失去了明清时代的繁华。


城市经济的兴衰,地位的升降,主要是决定于这个城市对外部资源(人力、资金、物资)的吸引能力与其它城市的比较。我把它叫做“比较资源吸引力”。如果比较资源吸引力比其它城市弱,资源就流向其它城市,这个城市就要衰落,相反就兴盛。而这种“比较资源吸引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一是政治行政中心的建立与迁移。如果把政治行政中心设在某市,政府就可以动用行政力量来吸收外部资源进行城市建设;这个城市因是行政中心而成为信息中心,行政事务管理中心,而吸引人流,使城市繁荣。(当然,有些政治中心城市仅仅起政治中心的作用,限制经济的发展另作别论,如华盛顿――但这并不减弱其全国首府的地位)。然而,依靠政治中心而繁荣的城市,政治中心迁移以后,城市地位就下降。洛阳、开封在多个朝代是全国首府,而今天仅是三流城市。


二是重大工业项目的摆布和该产业的衰落。我国有些城市完全是因有重大工业项目的摆布而发展起来的。没有汽车工业,就没有十堰市;没有钢铁工业,就滑攀枝花市;没有色金属工业,就没有白银市和金川市;没有石油工业,就没有大庆市。有些已经衰落的老城市因摆上了重大工业项目而青春再现。古老的洛阳因拖拉机、矿山机械、轴承等几大机械厂而重焕青春;酒泉因摆上钢铁工业,地位跃升到张掖,武威之上。有了大的工业项目,各种资源就会随之涌人,劳动就业机会增多,商品进出的流量就加大,为工业服务的、配套的行业就会兴起,城市就振兴。邓小平同志谈到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战略时多次到“关键是要搞几个大项目”,一个城市也是如此。有了大项目,城市地位就上升。工业聚集程度高、临界经济规模较大的重化工业项目对城市发展推动最大。但是,工业有寿命周期,仅靠某个工业项目而发展的城市,如果不及早建立后续产业,这个所依托的产业如果衰落,城市也会随之衰落。


三是交通枢纽的形成和位移。河道的开通,铁路的修建,空港的建立,可以使某一城市处于交通枢纽的优越的位置。这样,来往客商就多,物流就会加大,就业机会也会多,城市就会繁荣起来。但是,交通枢纽的位置是可以转移的。京汉铁路的修建,使襄樊古城丧失了“南襄隘道”的枢纽地位。在襄渝铁路修通之前,襄樊被遗忘在鄂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海上航运的发展,使“丝绸之路”成为历史陈迹,“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的繁荣,也只是文人墨酸楚的怀旧。


四是商品聚散能力的提高和削弱。商品聚散能力是一个城市辐射力和吸引力的体现,无商品聚散就无“市”。所以,商品聚散能力越大,城市地位就越高;商品聚戎能力减小,城市就要衰落。商品聚散能力与交通条件有关,但不完全取决于交通条件。温州的纽扣市场所在地并没有方便的交通条件,却成了全国纽扣的聚散中心。商品聚散能力与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有关,也反映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天津过去不是政治中心,因为是对外开放口岸,才成为“三北”商品聚散中心。它取决于政策开放,观念开放等各种社会、经济因素。


五是著名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破坏。现代社会,旅游资源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源而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充分发掘和利用旅游资源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造就一个很有特色的城市。敦煌市地处春风不度的戈壁滩上,因有宝贵的旅游资源而闻名于全世界。旅游资源可以开发,也可能湮没和破坏。佛山在晋唐以来就是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而今天“佛山无佛”,佛教文化的遗迹荡然无存,因而损失了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六是国家对这个地区的经济是扶持还是限制。在改革开放之前,厦门作为海防前线,限制经济的发展,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很繁荣城市一度严重衰退。近十多年来,国家的经济政策向沿海倾斜,厦门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


城市地位的升降,常常是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一个城市资金回报率的高低,居民收入水平高低、经营环境的好坏,决定一个城市的比较资源吸引力。比较资源吸引力越强,城市的综合实力就越强。一个城市综合实力越强,对周围资源吸引力就越大。这里也有马太效应起作用,“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采取不当的政策,城市的“比较资源吸引力”就会下降,常见的不当政策有以下几种:


一是采取低效率政策。例如,盲目上基建项目,造成资金回报率低下;盲目追求速度,使经济效益低下;只顾追求“政绩”,甚至用牺牲经济效益的办法来实现领导人的政绩……这样下去,“比较资源吸引”必然低于其它城市。


二是封闭政策,关紧城门,阻止城市和城外进行资源交换。不让外部的价廉物美的商品进来,保护落后;也不让自己资源流出去,参与竞争。其结果是,这个城市的“比较资源吸引力”为零。


三是人为地造就价格“盆地”。通财政补贴或其它行政手段压低这个城市的商品价格,使这个城市的价格低于周围地区,形成“价格盆地”。众听周知,资源是向高价方向流动的,如果这个城市是价格“盆地”,不仅不能吸引外部资源,反而这个城市的资源流向高价地区。结果是,这个城市的“比较资源吸引力”成为负数。


从上面谈到的城市地位升降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得几点结论:


第一,城市地位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有些城市领导人只让人说“形势大好”,不让人指出他所领导的城市的问题。这是很危险的。在今天的繁荣中看不到衰落的危险,明天有可能真正的衰落。


第二,城市地位的升降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些规律防止城市地位下降,争取城市地位跃升。


第三,城市地位的升降是有历史机遇的,在重大变革关头,如果认识迟钝,赶不上这班车,就可能远远被抛在后面。如果认识敏锐,抓住机遇,先走一步,这个城市地位就可能大大跃升。


繁荣不会永恒,辉煌需要再造。这是城市领导人所必须面对的历史和现实。


(《天津日报》199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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