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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的博客

要“人”,不要“民”!

 
 
 

日志

 
 

按劳分配,难道是皇帝的新衣?  

2009-07-13 15:59: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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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们熟悉的故事,其大意是,一个聪明人为了愚弄皇帝,声称送给皇帝一件新衣,并煞有介事地帮助皇帝穿上。而且说,道德不高尚的人看不见这件高贵的衣服。其实,他根本没给皇帝穿什么衣服。但是,皇帝、大臣,以及周围的人,都怕自己是“道德不高尚的人”,明明看到皇帝没穿衣服,却连声称赞“漂亮极了”。最后,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点破了这场荒唐的闹剧。

我们不要嘲笑别人的荒唐,有时我们也在荒唐。我们成天叫喊的按劳分配,是否也有一点“荒唐”的味道?


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按劳分配


我们天天喊按劳分配,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按劳分配。──当然,这是指整体而言。这里也不是指“不劳动者不得食”那种泛论,而是指一种分配制度。

改革以前,严重的平均主义加上种种不合理的因素,使得多劳者不多得,少劳者不少得。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当时,我到几家大工厂搞过调查发现,在生产第一线,70%的工人是二级工,工资都是41.5元。工厂职工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住房的分配和劳动贡几乎没有关系,而和权力的大小联系更为密切。

如果说,改革以前,由于左的干扰把按劳分配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愿实行的话,那么,改革已经进行了14年的今天,情况怎样呢?事实证明,现在的情况依然和按劳分配相去甚远。

如果将整个经济分为计划内部分(国营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和计划外部分(个体及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的话,那么,在计划内部分平均主义日益严重;在计划外部分,差别过大也日益严重。这两种情况都和按劳分配背道而驰。

在计划内部分,且不谈工资是否反映了劳动者所付出“劳”的多少,从人们的总收入来说,工资外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工资以外部分,如补贴、发放的实物,甚至奖金,基本是平均分配的。因此,在计划系统内,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比改革前没有多大变化。在计划系统以外,市场规则还没有形成,分配极为混乱,基本没有做到“按劳分配”。

今天,下面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

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地区付出同样的劳动,所得的报酬差异很大;

同一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出售”给不同的企业,得到的报酬大不相同;

由于农民合同工、临时工和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同一企业“购买”同质、同量的劳动,支付不同的报酬。

同样的劳动者,付出同样的劳动,因他所在的企业不同,所得到的住房、福利大不相同。

总之,在我们国家,除了依靠体力的搬运工和手工操作计件工资这类个别情况下,在广大的范围内,在整体上,按劳分配仅是一种口号,一种旗帜。几十年来,劳动者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按劳分配。


为什么按劳分配实行不了?


按劳分配并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来的。早在1839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弗兰西斯·布雷,在他的《对劳动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中,就提出了“按劳取酬”。马克思吸收了这一思想,提出对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品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马克思这个分配原则的前提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没有商品经济,没有货币,劳动者的劳动是直接劳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设想,用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不必通过“价值转换”过程。

我们的社会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分配中必须经过价值转换过程。价值转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影响因素很多。这些因素是不规范的,是人们难以把握的。它会使“劳”和“酬”之间的关系扭曲,模糊。此外,每个劳动者都是在某一个企业中劳动,他和社会的联系是通过企业去实现的。他的“劳”的实现好环,决定于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所以,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企业的经营条件不同,企业的经营水平不同,劳动者付出同等的劳动,在不同的企业,报酬会有很大的差别。等量劳动不可能换取等量报酬。

从实际操作来说,按劳分配面临着技术上难以克服的困难。第一,什么是“劳”?现代生产过程十分复杂,有生产第一线的直接劳动,有第二线的间接劳动,有生产劳动,有经营劳动……这些劳动的性质,内容,功能,效果,差异很大,相互之间很难比较,更难用一个“劳”字来界定它。由于观念上的原因,过去还不承认某些活动是“劳”,例如经营活动和商业中介活动,就认为其中有剥削成分。第二,怎样计量“劳”?除了一麻袋一麻袋地“扛大个儿”,除了能够计件的手工操作以外,在生产中,很难公平计量每一个人的劳动。简单劳动(即体力劳动)如此,复杂劳动(即智力劳动)就更难计算了。马克思说过“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然而,复杂劳动转化为若干倍简单劳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倍加”二字,是无法操作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在生产中智力劳动的比重日益上升,在有些行业,智力劳动创造的产值在总产值中占70%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计量“劳”?


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能兼容吗?


原来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劳动者所能“分”到的只能是实物形态的消费资料。劳动者没有选择资产收入的机会和权利。劳动者只有在个人生活资料的范围内作决策。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决策,都在著名的“六项扣除”中,由政府统一去考虑了(关于“六项扣除”,详见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制度。完全的按劳分配,纯粹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三者在理论上是不可分的。这就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三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在改革已进行了十四年的今天,人们开始对这三个原则进行反思。前面已经说过,即使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也难以实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能实行按劳分配吗?

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的经济,除了每一个经济法人独自决策以外,掌握资产的个人,不仅可以在他消费品范围内作决策,也可以通过投资行为对社会经济决策施加影响。劳动者不仅可以有劳动收入,也可以有资产收入。也就是说,不仅有按劳分配,也会有按资分配。

市场经济,其关键之点是把市场的力量作配置资源的基础。这要求生产要素根据价格信号的变动而自由流动。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企业产权等。如果仅仅按劳分配,各种生产要素不能参加分配,这些生产要素就不能进入市场,生产要素就流动不起来,市场也就无法配制资源。市场经济何从谈起?


按贡献分本:让市场去执行


看来,还是按贡献分配比较合理,比较可行。所谓按贡献分配,是指根据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创造这笔财富中所作出的贡献多少,向各要素的所有者支付报酬。当然,这种分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不是行政长官直接分配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仅仅靠劳动不可能创造财富。只有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才能创造财富。形象而简单的说法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劳动力的生产活动。劳动力和土地都是生产要素。“父”、“母”都当同等地享受财富之果,不能厚此薄彼。

运用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计算出各种生产要素对财富的贡献。我们暂且抛开这个技术问题不谈。实际上,各种要素对财富的贡献大小,各种要素能够得到多少报酬,是一复杂的市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规律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工资,作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其数值应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格也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只要市场上形成了平均利润率,只要有充分竞争,各种要素所得的报酬就能够与其所作的贡献大体一致。当然,平均利润率也只是一种理想。

按贡献分配是一杆秤,它可以判断分配是否公平。依照按劳分配原则,除了劳动收入以外,其他收入都是不公平收入。有了这杆新的秤,要素收入,经营收入,风险收入,只要和其贡献对称,也就是公平的了。在贡献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争取我作贡献。这样,不仅贡献多的人先富起来,社会也会越来越丰裕。

上面说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是指各种要素之间的“地位公平”,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公平。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初次分配中,没有考虑人的天赋差别,没有考虑不同人不同的机会和条件。不同的人掌握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土地这些关键要素)的多少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分配的结果,贫富差距拉大是难免的。

因此,在初次分配之后,还需要二次分配。这里说的第二次分配是指:政府和各种社会机构为主体的分配,如所得税、遗产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资、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通过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别,体现社会公平。

(《开发报》1993年2月;《市场观察》1993年第三期,《南方周末》1993年4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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