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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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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迎接最有希望的三十年  

2009-11-22 21:10: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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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注明外均为原创,转载请注明来自杨继绳网易博客、本文链接及本声明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这六十年可以分为两个三十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三十年。现在我们正在迈进第三个三十年――中国最有希望的三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基本是移植前苏联的制度: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统制。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国家吞噬了社会。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实证明,这种制度不能有效地吸纳二十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内部危机日益深重,最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在第一个三十年,由于高度集权的制度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经济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由于决策不民主,出现了反右派、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三十年下来,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农民家徒四壁,连村子周围的树木也都砍光烧尽。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几乎是农民的全部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它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 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邓小平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1]从前苏联移植的制度难以为继。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人类在二十世纪多种制度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1979年底,中国启动了建立新制度的航程。

建立新制度的航程进行了三十年,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前三十年被视为异端的市场制经济成了改革目标,前三十年被视为万恶之源的私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前三十年被当作洪水猛兽的“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被争先恐后地引进。

改革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30年来,GDP平均每年以均9.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而人均国民总收入还是由378.7元增加到19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 6,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自由,是国民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前题。

第二个三十年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如果说,第一个三十年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的话,那么,第二个三十年建立起来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这种制度最明显的后果是社会不公正。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出现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社会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着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这种制度性弊端使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日益尖锐,群体事件越来越多。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中国当前有两个尖锐的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加快民主进程,尽快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新的三十年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和资本将有新的面貌:为社会造福功能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危害社会的弊端将受到限制。显然,将威权政治改变为宪政民主政治,是风险较大的制度转型,可能有曲折,但最终还会达到彼岸。这个转型是中国近代社会制度转型的继续。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第二次则始于鸦片战争,至今尚未完成。第一次转型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次型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华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是,这一延续了两千年的“秦汉模式”到19世纪中叶却再也无力维持下去。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之下,中华文明被迫作出“第二次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唐德刚称之为“历史三峡”。用李鸿章的话说,我中华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按照唐德刚的预计,中国通过“历史三峡”大致需要两百年,即2040年左右可以到达。

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曾有过“四个三十年”的说法,1919到1949是第一个三十年;1949到1979是第二个三十年,1979到2009是第三个三十年,2009以后再经过三十年,中国才有希望进入坦途。

以上两位智者对中国走入坦途时间的估计和我们面对的情况又惊人的一致。下一个三十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时期。让我们以新的姿态,迎接最有希望的三十年吧!



[1] 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载《建设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第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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